因此，在消费能力面临的三大约束中，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是硬约束，其自然规定性决定了这两种约束是无法通过主观意志或制度变革从根本上突破的。预算约束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约束。在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预算约束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直接原因，但不是限制消费能力无限扩张的硬约束。即使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收入，或者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摆脱了预算约束，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仍然是有限的。
至此，我们完全证明了“消费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张”这个命题。或者说，我们通过“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这对客观范畴的比较，发现真实世界的生产与消费的模式是“有限-有限”，而不是由稀缺性假设推导出来的“有限-无限”。
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实践中，大跃进时期曾出现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错误，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混淆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误以为欲望有多大能力也会有多大。现在我们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稀缺性假设到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无限”模式，走的也是欲望有多大能力也会有多大的路子。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我们早已纠正，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同一档次的低级错误至今仍未被充分认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如此低级的错误习焉不察?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会经常遭遇误导性干扰。上面我们已经严格论证了消费能力有限，但“无限欲望”论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确实有一种物品，人们不但有占有它的无限欲望，也有能力实现无限占有。这种物品就是货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不是具体的消费品，所以只能被占有而不能被消费。正是对货币的无限欲望，而不是对消费品的无限欲望，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呈现无限扩张的趋势。也正是生产规模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有限消费能力的矛盾，最终使得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常识。对货币的欲望与对一般消费品的欲望，二者虽有本质区别，但也容易混淆，学者们一不留神就会掉进稀缺性假设的思维误区而不能自拔。
绕开误区就能看得很清楚，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臆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换句话说，建立在不合实际的稀缺性假设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只是一种与现实世界隔膜很深的学问，它研究的基本上都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也有类似的发现：“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这只手并不存在。现在很少有人会认为，银行经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福祉。”[9]
脱离实际的学问必然是无用的学问，因此我们每天都能在财经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但对解决贫困这样的千古难题无能为力，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复苏问题也同样一筹莫展。
实际上，无论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和消费的真实模式都只能是“有限-有限”。这本来不是什么复杂问题，而只是个常识问题。这个常识就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论是生产能力还是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另一个常识是：在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中，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谬误。谬误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的、错误的反映，是与真理相对立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认识论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号入座。
揭露谬误之后再看程恩富教授提出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才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个假设与稀缺性假设针锋相对，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显然，这样的假设在实践中是找不到反例的，是真正符合实际的假设，正好可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有限-有限”模式的逻辑前提。以这样符合实际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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