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过程及分析
以马斗笠为例。为了这块土地，生产队群众光是知道有这回事，知道内情的很少，年轻人像我这样的几乎是不知道有这块土地，这块土地现在正处于实质的流失状况。2011年春节，几个年轻人和中年人，为了收回马斗笠这块土地，到马斗笠现场去，村支书也到现场解释、调解。具体情况不记得，反正是不了了之了。当时大家很激动，认为要收回土地，然而事情过去之后就不再有人关心了。
访问姜老队长，他认为现在年轻人出去了，老年人老的老了，不关心这件事情了。但同时表示，只要他活着，就不能让这块土地在确权确地时失去了，一定要收回来。为什么收不回来，其中一个原因是租赁这块土地的太平村张支书的弟弟，张某是一个打蛮人，不讲理。姜表示最怕“不讲理的人”，在无法动用国家强制力(往往是司法体系支持的、容易引入的)来约束不讲理的人的情况下，这种不讲理的人就捞到好处。农民群众无法团结起来对付这种人。
访问夏老支书，他认为是收不回来的，因为告状无用，缺乏一个为公的负责的干部。与第一种集体土地财产流失的逻辑一样，缺乏一个为公的负责干部，干部私心太重的话，就不会为群众说话。他们不出头，一般群众就很难出头了。再说生产队长取消之后，缺乏一个体制性的身份让人出头。
目前的状况是，不知道土地在谁手中，太平张某的租赁合同要快到期了，他却把土地二次流转给他人，无视合同期限和所有权人的地位。法律规定：土地规模流转要经过所有权集体三分之二成员以上同意，要签订正规的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土地流转之后，业主进行二次流转，要符合合同规定。现在是既看不知道有无合同，也不知道二次流转收益分配情况。好像这块土地一直不是第七生产队的。
农民抗争过程，没有用到上访这个办法。在华北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民非常重视国家(地方政府)帮助农民维护权利，而笔者所在生产队，竟然农民群体没有任何上访行为。法律在农村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在华北农村典型表现是农民通过信访消解法治，一信访地方政府就要与其妥协，把法律法治问题化为政治妥协问题，和谐社会之下，上访成为一种正面被鼓励的而实际上不光彩的东西
而在笔者所在的农村，农民不懂得动用国家权力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农民对维护利益的能力缺乏信心。问及为什么没不去上访解决问题，原因是上访告状也没有用。生活在这样一个基层组织体系不为农民说话，农民一直以来依赖内部政治力量维护权利的环境中个，农民对国家力量缺乏信任。农民说怀念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发动群众的政治打碎地主恶霸地方势力，真正解放了农民。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杜赞奇以前就提出的，即基层权力文化网络，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熟人社会的社会秩序中，是一存在微观权力关系的秩序。签订合同，把土地租赁出去，造成财产流失的村支书是姜湾人，生产队告他状就违背了中国人“亲亲，尊尊”的文化。姜湾的农民，缺乏得罪人的勇气，都是兄弟叔伯，怎么好得罪，得过且过之中，这块土地就在一步步地滑向流失。夏湾的农民更不用说了，看到一个生产队的面子上，不好得罪。
四 结论——农民为什么无法保护土地权利?
农民为什么保护不了自己的权利：
一在于“理论”，缺乏一种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农民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土地不仅是自己的而且是国家凭借来输入资源的中介，在一个人地关系极为紧张的国家，80几亩的土地面积数量很大，如果任由这样下去，那么确权确地就极有可能彻底流失掉了。
二在于国家基层乡村治理实践，司法无法关照全部的乡村秩序(成本高，格式化强)，而乡村组织体系却已经劣化为与农民群众无关、实际对立的组织。农民认识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普遍冷漠不关心，在抗争过程中也得不到解决，不相信能够解决，就这样不了了之。
建议是尽快展开产权制度基础性的建设工作。把国家自上而下对农民的产权保护落实到乡村角落，这需要诸多成本，也需要有序进行，然而这是一个机会。今年一号文件提出要五年之内完成全面确权确地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虽然不用对确权的神秘效能抱有太多美好的想象，至少确权过程是一个厘清争议，帮助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政治力量的一个机会(它犹如一个土地改革运动，把农民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另外一个建议是重建乡村社三级基层组织体系，且要注重基层组织的政治原则的建设。法律制度建设是一个方面，例如河南省比较好的村三委选举制度，四议两公开制度，和四川“三资”的严格管理。要重视基层组织的政治原则的建设，从中央到地方的对政治原则的强调，防止基层组织劣化，被地方势力绑架，脱离群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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