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为何大而不强?
一般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偏重出口、投资、工业，消费、三产、城镇化滞后”。实际上，多年来“无为而治、无底线开放”政策倾向，给我工业结构带来“矮化、空壳化”缺陷，和背后的“自主性旁落、缺创新能力”问题，才更值得检讨。
我国工业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钢铁、水泥、原煤、电解铝、造船产量占全世界45%以上。仅从“量”上看，容易造成“工业化已经实现、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错觉。但从结构角度看，我们还远未走出工业化追赶阶段。
首先看所有制的情况。国有经济仅占经济总量20%，在能源资源、电力、冶金、部分装备制造和军工等命脉行业尚占优势。竞争性领域是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局面(国企已退出轻纺业)。外资占工业产值比重不到30%，但凭借规模、组织、技术、营销等综合优势，在各经济领域挤占市场、并购企业，在电子通信等高技术行业占绝对优势，在众多分行业已执掌主导权(占前几位)。民营工业规模虽大，但企业众多、总体上“小散弱”，总体上不具备抗衡外资的实力和组织力。
其次，我国工业总的特点是大而不强。第一工业大国，也是品牌和知识产权小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
我国外贸依存度近50%。工业产值的1/4出口，其中60%由外资完成，50%是贴牌生产。沿海出口加工业已经“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
近20年，西方产业细分外移，形成全球产业链“微笑曲线”，发达国家控制其中的高端-高附加值环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高端加工、营销服务(接单、运输、金融保险(放心保))、客户服务(如工业装置的远程维护)。中国厂商处于底部的简单加工环节。如东莞贴牌衬衫的出厂价，仅为西方零售价的百分之十几，也就是“国际打工仔”的角色。西方经济制造业比重下降、三产比重上升，和我国沿海出口加工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可见，西方“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三产(餐饮零售等)是两个概念，不可简单作国际类比。
工业技术的“空壳化”。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品(如高技术设备、民航客机、关键零部件、电子元器件等)多依赖进口。机电产品占进口总值的50%，大出大进、贱卖贵买。例如：2012年我国生产了11.8亿部手机、3.5亿部计算机、1.1亿台彩电，但其中核心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进口;年产1000万辆轿车，发动机等关键部件靠进口;我们高铁成就举世瞩目，但轴承、轮毂、轴等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我国钢产量7亿吨，每年要进口7-8千万吨高级钢材。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业，高端纤维和面料、机器设备依赖进口。
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品牌，使国民收入大量外流。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用于向外国厂商支付专利费。有些高技术产品有钱也买不到，被人家卡脖子。先进设备和技术一茬茬引进，消化创新乏力、被动追赶。
技术被动追赶的基本原因，是长期忽视技术和产业进步的自主性，耽于“市场换技术”，迷信外资“技术溢出”。这就助长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压抑了自主的技术-工业创新能力和主动性。
开放是为了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增强自身能力，而不是要放弃本国工业和技术能力的主体地位、当外国的附庸。这是基本的底线。
“自主创新-结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关键
20年来，我们依托低工资“比较优势”、走数量扩张的增长道路，已达到人均6千美元的水平。现在，我国低档工业品在世界市场已近饱和，加之国内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升值，旧的发展路子基本走到了尽头。
从“质”的角度看，我国工业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质是推动结构的升级，也就是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向高附加值领域攀登。成功实现追赶的后发展国家如日本韩国，都是走自主的科技进步-工业升级道路，实在也没有其他捷径可走。如果满足于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及其他要素)“恩赐”，就无法摆脱“国际打工仔”地位，就会真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转变发展方式需要调整战略指导思想。要以推进自主的科技-工业现代化为中心，从“量”的扩张转为“质”的提高，从GDP为中心转向国际竞争力为中心。要依托国内大市场，推进高端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
工业的自主创新-自主升级，将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三产的发展提供持续可靠的支持;为新一代理工科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业增加值、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将有条件运用推广国人用得起的国产技术装备，实现节能降耗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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