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农民组织起来，依靠集体力量推动农村基础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
农业集体化时代，党和政府利用农民组织化和人民公社体制可以快速动员、组织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据统计，1952～1957年，国家对农林水气系统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的71%，其中又以63.8%投入水利建设。1966～1976年间，农民对大片农田进行平整规划，兴修水利，扩大高产稳产田，建设旱涝保收农田，修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库、水渠、扬水站、机井、防洪闸、电灌站、电排站等设施。[12]1976年，全国机井数量增加到240多万眼，比1965年增长10倍，对北方旱区农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76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67470万亩，比1965年增加17887.5万亩，增加36.1%。同时，还有25035万亩的低洼易涝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13]1975年与1957年相比，农用排灌动力机械增加55倍，小型水电站从55座增加到68158座，机灌面积增加60%。[14]有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直到现在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业集体化时期，人民公社利用了能够动员和组织农民的制度优势，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同时，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走了用劳动力最大限度替代资金的道路，通过“对资源的高度整合较好地举办了历史上未能办到的许多公共事业，如公共医疗保健体系和乡村基础教育，为农民提供了价廉物美甚至免费的公共服务”，这是在既定的资源约束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最优策略。[15]人民公社时期，作为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社以及大队、小队，直接支配和使用绝大多数的社区经济资源，掌控着大量公产收入，这形成了公社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物质基础;人民公社体制保证了农村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低成本运行。比如，由于政府和集体经济的扶持，农民交纳极少的费用就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要求，基本能够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民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在农业合作化和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人民公社的社会保障在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对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集体化时期，把农民组织起来，利用集体的力量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了低水平但却相对稳定和齐全的公共产品，其体制运行的经验值得借鉴。
四、通过合作化把农民组织起来，重构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基础
传统农民聚村而居，自然村落是血缘或准血缘共同体，也是地缘群体。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重新组织了乡村基层社会，成功地实现了社会基础的重构，将农村传统的以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为纽带的自然村落改造成为人民公社下属的大队、生产队的基层组织。人民公社重构了农民间的联结关系，血缘纽带和家庭宗族等传统乡村社会基础，被生产队、大队、公社等行政组织所代替，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而成为主要的社会关系，社队共同体取代了家族共同体。
王立胜博士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再造》一文中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指出，在人民公社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史无前例地延伸到每一家农户，……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及家族组织被进一步瓦解，农民的生存方式、传统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农民间基本的联接关系模式被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基础实现了彻底重构。在这一格局中，家庭不再是独立的生产单位，统统都要服从人民公社这一组织的硬性安排，家族组织不仅在生产组织协调方面失去了效用，而且原来家族组织负责的社会教育、治安、司法诉讼以及收缴赋税等功能都收归公社。农民是集体经济和社队组织的基本成员，亿万农民被划分到不同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用行政纽带作了重新组合和联结，他们在“队为基础”的原则下生活、生产、分配和消费。[16]在“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中，党务机构和行政机构的触角一直延伸到社队之中，将农民直接纳入国家设置的正式组织网络中，融蚀和取代了乡村社会中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集团或分散的个体状态。人民公社制度通过强有力的超经济力量，改造了农民之间、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联接关系和模式，空前强化了农民的国家意识与集体观念。同时，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了国家力量直达基层的网络体系，从而使得党和国家的意志几乎没有障碍地贯彻到全国各地基层的每一个组织，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极大加强，历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被整合为具有高度共同意识和一致行动能力的整体。
农业集体化时代，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为人民服务为领导理念，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宣传、发动，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强化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保证国家行政体系和行政关系的纯洁性。这种体系下，大量领导干部深入一线，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在一起，不仅很少有领导干部敢于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而且，以较低的行政成本把领导同群众一起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体系之中。依靠国家的力量，组织农民，又通过组织化的力量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保证行政关系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以此取代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这打破了自然村落限制下的乡土社会模式，推进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完成了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目标相契合的社会基础重构，有利于整合全社会力量，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是后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和跨越发展的必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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