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变市民：就业和收入是前提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城镇化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动力。各地政府都因此在制定城镇化发展的规划，国人由此也看到了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决心和意志。经济学告诫世人，市场经济发展要靠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才会富有活力;否则，就会出现“市场失效”或者“政府失效”。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应该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依然不可或缺，但政府干预程度则需要控制在适度范围。
实践昭示人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健康的城镇化发展最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城镇化。无论农民要成为市民，成为城市产业工人;还是农村大学生要成为城市居民，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居住;或者是现有居民在城市工作生活等等，要求城市必须有充分的就业岗位和能够支撑人们城市生活的稳定收入，而且这个收入必须是高于他在农村的收入。只有这样，农村人口才会向城市聚集，城市人口才不至于向乡村流动;反之，就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当然，拉美城镇化是失败的例子，但分析其失败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避免失误。
需要强调，推进城镇化发展就是要让市场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不是让政府过度的强制规划发挥作用而取代市场的功能。内蒙古鄂尔多斯、浙江温州等城市所以成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鬼城”，既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原因，更有地方政府信奉造城之后必有市场的错误理念作祟，从而显现出地方当局不顾当地城市区位特点、产业结构、产业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盲目过度扩张城市规模的过失。由于当地政府在发展具有当地比较优势产业上没有做足功夫，导致实体经济实力小、竞争力不强，难以形成大量就业岗位，因此丧失了大量人群的流入城市的基本条件，致使城市缺乏人气。实际上这就是人为干预城镇化的结果。上海、北京、广州所以能够吸纳大量人口，最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充裕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和较为公平的就业环境。中小城市乃至小城镇较之北、上、广等城市竞争压力很小，消费也很低，但人们却不去选择它的主要理由在于就业和收入。这就是市场的选择。要增大城市对于人口的吸引力，地方政府必须从就业和收入两个方面加强城镇化工作，而不是通过强制的行政命令把农民被城市化。
经济学家托达罗论述城市人口聚集问题时指出，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收益与成本的理性考虑;让人们作出流入城镇决策的是预期收入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异,它是由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两个因素决定的。当前发展中国家过度城镇化，也是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造成。因而，一切人为地扩大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措施必须消除。
尽管农民出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追求并向往城市生活;但他们能否决定进入城市且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自身还需对生活成本和城市生存能力综合权衡。这是很实际选择，也是很自然的选择，应该说也是科学的选择。虽说一般农民并不懂得刘易斯模型，不知晓托达罗理论，更没有能力进行可行性分析，但更多的感性比较将会使他们产生比较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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