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方案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林毅夫为世界经济窘境给出了一个理想的答案：“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在林毅夫看来，传统的紧缩和扩张政策都不足以解决问题。一方面，通过G20采取的协同刺激措施，世界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复苏的苗头。但如果不展开结构性改革，稳定措施只能起到暂缓作用，问题仍将不可避免地再度爆发，且更加严重。但结构性改革是紧缩性质的，至少在短期内可能进一步恶化本已遭受危机冲击的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IMF在2010年秋季年会时，因看到经济出现好转，于是要求受危机困扰的国家紧缩财政、减少赤字，以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结果却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不降反而激增、民间投资意愿进一步降低，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新阴影。财政紧缩规模每达到GDP的1%，未来两年的私人实际消费和实际GDP就会分别减少0.75%和0.62%。
另一方面，过去的危机只发生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政府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货币贬值增加出口，靠外部需求拉动走出危机。此次危机则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问题从量变引起质变，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靠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解决。且对于深陷流动性陷阱的国家，货币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扩张的货币政策不行，传统的扩张财政政策也难以有效。
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理论，只要依靠财政收入减少、社会开支增加所形成的财政赤字的“自动稳定机制”就可安度危机。但世界经济在此次危机前经历了不寻常的投资拉动的长期繁荣，生产力本已过剩，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失业率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产能更加过剩，尤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很难找到新机会，民间投资意愿很低。没有启动需求的外在刺激，发达国家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增长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通缩恶性循环。受世界经济一体化作用，发展中国家势必也将受牵连。
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改善，短期内可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长期则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促进私人资本形成，加快聚集经济的出现。1991～1995年和2001～2005年相比，基础设施投资使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美元，进口就会增加0.5美元。发展中国家约70%的可贸易资本货物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每增加1美元，将给发达国家带来0.35美元的出口增长。出口的增长进而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如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能恰当实施，有望在增加发达国家出口、改善就业，使其避免陷入低增长、高风险、高债务的“新常态”，并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经济增长，实现出口对象多样化，减轻对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依赖，最终创造一个世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但问题在于，在发达国家中寻求突破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相对稀缺。日本“失去的20年”的警示是，日本政府采取的包括兴建道路和桥梁在内的刺激计划，并未带来合适的经济回报，投资乘数很低，增长依旧低迷，因为许多类型的基础设施已近饱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丰富，但基础设施的融资缺口预计为每年4000～6500亿美元。因此，应把各国政府、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的力量结合起来。林毅夫建议，为启动全球需求，消化全球过剩产能，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理想的方案是实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协同、反周期、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多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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