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制度与工业化、城市化
中国农村的土地大体上可分为四类：耕地、林地、宅地、村已经非农使用的公共用地。后两类的所有权规定为村集体所有、非农用地，能否用于开发、由村或者联合起来的农民进行开发，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十分明显，这两类用地用于商业开发具有巨大的升值空间。最近十几年来，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和村发现了这部分土地的价值，形成了一大批所谓的“小产权房”，从法律上来讲没有规定不可以。按照《物权法》规定，农民的宅基地和房子不准买卖和抵押，只允许出租。但如果租期定50年、租金一次付清，那么租金和买卖有什么关系，利用法律漏洞产生了大量的“小产权房”。农地转为非农使用的升值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解决，第一，怎么会升值，原因何在?第二，升值多少和什么有关?第三，升值部分给谁叫做合情合理?1988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的升值部分全部归为国家所有”，为了加快中国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公路、铁路、水路、机场、港口、桥梁，为了公共设施的需要征用的土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中心、以低成本推动为中心，廉价的把农民的农地上的产出给予农民，把土地转为非农使用的升值留给国家。在理论上，农村宅地和村公用土地的非农使用、开发及其升值部分应由全村的农民所享有，但城乡结合部要相当谨慎。
1988年《土地管理法》的立法用意是加快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按照此法规定，农地转为非农征用之前的前三年的平均农业产出*最高限额补偿标准的20倍。中国三十年来以政府主导推动基础社会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先决条件，这和《土地管理法》也是有关系的。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要向城郊扩展土地，扩展来的土地有几种用途，一是对被征地农民的住房安置，房换房、地换保;二是用于公共设施建设，指学校、医院、文化体育、政府各部门的大广场的建设，政府大楼太高、用地太多与官民对立有很大关系;三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道路建设;四是用于工业批租，一类是用于商业用地批租，一类是用于商品房用地批租，商品房批租要高于商业用地批租。
二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压低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另一方面抬高商品房的售价，那么谁来为城市化买单呢?有两类人，一类是失地农民，一类是高价购买商品房的人，这种发展模式到现在已经走不通了。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是工业的集聚引起了劳动力的集聚、人才的集聚、管理者的集聚，这种集聚引动了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引起了地价上涨。所以这种由于工业和商业资本的投入引起的地价上涨的部分到底应该归谁所有呢?法律上对此不置一词，中国这些年来的分化与这种增值部分的分配的关系极其密切。因此，中央要加重对两头的保护，即对失地农民的保护和对购房者的保护，把房子的性质一分为二，把相当一部分的城市用房成为半公共品或公共品，退出其全商品属性，除商品房以外可以建廉租房和公租房，廉租和公租房就具有公共品属性，中央已经明确了这点，在“十二五”规划中作为一个重点突出部分。
四、农业大县的城乡一体化建设
一是继续工业化，有规划的工业化，各乡镇、各村都可以招商引资，落后地区要规划好工业开发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没有工业化而单靠农业的一亩三分地是不行的，同时要注重生态保护，丘陵地区的生态是极其脆弱的，工业化要集中不能分散，可以分散地招商引资、集中地进行管理。
二是不要再对农民进行转移支付了，应学习日本做法，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价格是全部农产品的基准价格，粮价一变百物变，粮食少一点城市恐慌、政治不稳，因此粮食问题一定是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但目前中央用(转移支付)这种方式来控制粮食、保证农产品的价格，一旦粮食价格不能控制得住，那么整个国家就很难管理，天下就要出乱子。所以，现在中央还是对种粮大县、对农民进行直补，目前来看这一政策还是有效的，保证农产品对城市的低价供应，保护城市的中级收入阶层，今后还会继续实施这一政策。
至于其他方面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由于工业缺乏、反哺农业的能力很弱，只要把中央支农的款项用好，让农民得到实惠，已经是很不错了。另外，这种农业大县的农村搞城乡一体化建设要注重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的一体化，这里指的是教育、医疗、水路电等方面。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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