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其深层次矛盾决定
美国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国家干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其深层次矛盾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干扰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由于美国更加迷信市场的作用，极力维护私有制，反对国有化，轻视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就使得美国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更加尖锐，导致经济陷入深刻危机。
首先，市场自发调节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去工业化和产业空洞化，工业竞争力严重衰退。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私人资本在各个产业部门的投资和生产经营完全以最大利润为目标，而不顾这些产业对增加就业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意义。战后初期，制造业已经成为美国的主导产业，凭借制造业美国实现了50年代的快速恢复，特别是60年代的高速增长和经济繁荣。但是从70年代开始，私人资本为了谋求更大利润，逐步放弃了能够带来就业机会和支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如纺织、服装、炼钢、造船、装备制造等，转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制造业把研发、材料采购、设计等制造业产品生产的上游阶段留在国内，加工、组装、制造、售后服务等中下游生产阶段则被外包到别的国家和地区，其结果是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直线下降，1970年该比重为24.8%，1986年降到19.6%，到了2011年只有12.1%。制造业萎缩使技术创新失去产业支撑，大量产业工人失业，出口锐减，贸易赤字剧增，工业竞争力严重衰退。
其次，市场自发调节推动经济虚拟化，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战后美国凭借雄厚的制造业实力建立了美元霸权体系，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金融业遂成为暴利行业，大量资金涌入金融业，使得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对GDP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这一比例在1952-1979年平均仅为257倍，而在1980-2007年却迅速增加到418倍。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70年代仅为40%多，到了90年代竟达到90%。现在，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所形成的虚假财富面值已高达300多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25倍。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一方面是制造业的不断衰退，另一方面是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这意味着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美国经济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经济危机的爆发势在必然。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最后，市场自发调节推动超前消费，引发债务危机。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又一典型特征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在美国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和劳动收入的两极分化，而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和制造业的萎缩则进一步助长了收入两极分化。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越来越萎缩，曾经达到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大量白领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丧失工作机会，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与制造业萎缩相伴随的，是包括金融、保险、运输、信息、咨询、广告、旅游、家政服务等在内的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但是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要求不高，与少数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的技术精英相比，多数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制造业萎缩，服务业收入水平偏低，而少数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精英获取了巨额收入，这就造成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严重两极分化。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部财富总量的1/3，到了90年代中期，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社会近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为了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美国政府不得已实行鼓励消费的政策，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实行低息政策，鼓励人们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大量举债消费和购房，以维持社会的表面繁荣，由此引发整个社会的购物狂潮，“人们购物成瘾，消费变得更像集体炫富”，使得家庭储蓄不断减少而债务迅速上升。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约为8%，2000年时，家庭储蓄率已锐减到1%左右，到了2007年，许多美国人已经入不敷出了;另一方面政府大量举债维持社会福利制度和政府机构自身的运行。现在，美国公共债务规模已突破16万亿美元之巨，人均负债5万多美元。靠举债提高消费水平以便拉动经济增长的实质是饮鸩止渴，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化解眼前的矛盾，却引发了更深的矛盾，这就是社会的消费能力远远超出了社会的财富生产能力，表现在外贸上，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出现巨额外贸逆差，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表现在国家财政状况上，国家主权债务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这些矛盾最终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使经济陷入持续衰退。
可见，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长期积累的内在矛盾已经尖锐化，把美国经济拖入了危机的深渊，无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只会进一步深化经济危机，因此，奥巴马政府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偶然的，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发生转型也是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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