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生产体制致打工者工资被压低 无法在城市生活
为什么打工者生产体制是世界工厂背后最基础的支柱?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奥秘是打工者生产体制?
比如深圳1992年到2011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45元增长到1320元，绝对数值是在增长，可相比GDP的增长速度，最低工资增长速度很慢。从自身增长来看，2005年之前的增长也非常缓慢，才翻一番，从1992年的245元到2005年460元。
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245元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494元)一半，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之内。一般认为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40%到60%，属于比较合理的区间。北欧国家的最低标准高于平均工资的60%，因为社会贫富分化比较小，收入差别不大。但是，深圳最低工资绝对数额虽在增长，占平均工资的比例却一路走低，到2010年只占百分之二十几，不到百分之三十。
打工者自己也有感受，20年前出来打工感觉有钱可赚，今天打工感觉赚不到钱，辛辛苦苦到最后勉强维持一张嘴，稍微出手大一点，就成了“月光族”。
虽然最低工资不能代表打工者到底拿多少钱，但如果你是一线生产岗位，没有负责管理，八小时工作拿的基本就是最低工资。给大家提供一个数字，2010年，富士康一线流水线工人工资就是950元，当时执行的是2009年标准，比最低工资高一点点，2010年的7月调整略为增加。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占85%。这是比较普遍的情况，只要你是一线岗位，八小时工资只比最低工资略高一点点。
最后工人会怎么样?工人自愿加班，富士康的加班很严重，有人说2011年以前加班已经达到每月80到100个小时，自愿加班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强迫性。2011年通过加班一个月能拿到将近两千块钱，一半以上通过加班，每天加班3个小时左右。
上述例子也是打工者生产体制下的一个结果，为什么打工者能构成一种生产体制?打工者生产体制使得资本可以突破工资的底线，只要资本希望高速积累，都想压低劳动力的工资。这和老板好坏没有关系，资本本性是要快速积累的，这是他的性格。
资本快速积累压低劳动力成本也有最终底线，不能无尽压低，底线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在当时的社会水平之下，要有房子住，要吃饭穿衣，要养育孩子，平时还有一些最基本的交往等等。
因此，为什么打工者生产体制使得资本突破了工资的底线，奥秘在哪里?因为中国的打工者体制使得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是分离的，打工者的很大一部分再生产被抛进农村，资本付给打工者工资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工人工资，而是比农民稍高远低于城市工人的工资，勉强能让你在城市睡睡觉、吃吃饭、喝一点饮料，偶尔喝点酒，不可能维持一个体面的城市人生活，想维持一个家庭更不可能。
打工者在城市中有工作没有生活
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打工者在城市中有工作没有生活，他们生活的一面被极度简化。
比如深圳第六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有1030多万，也就是住半年以上的人口，而深圳的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其余大多数是打工者。我们平常去深圳旅游是看不到他们的，深圳街道非常干净整洁，可是一到关外(备注：深圳关内是指深圳经济特区，“二线关”以内，“二线关”即深圳经济特区界)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一片工业生产景象。
工人在工厂中，七八个人住一个宿舍，宿舍其实不算生活空间，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是生产线的延伸，是为了更快把工人组织到生产中。工人不可能在这里维持一个完全的社会交往，更不要说什么家庭，更是天方夜谭，有一位学者潘毅称之为宿舍劳动体制。这种宿舍劳动体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让打工者进入工厂但不进城的制度安排。宿舍劳动体制下的打工者是扭曲、蜷缩的，人的情感需求、文化娱乐需求、社会交往需求，根本不可能说在这个空间展开。
在北京没有多么多工厂，因为城市功能很发达，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旺盛，有大量的非正规就业，摆小摊、保洁、环卫工人等。这些人大多住在城中村，城中村为外来打工者提供了一个寄生的空间，当地农民有出租房子的需求，打工者是需要低成本的生活、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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