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打工者研究，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学术杂志。曾承担“新生代打工者群体的阶层形成和身份认同”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精彩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叫打工者，当我们讲“打工者”这个词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实际上，打工者是高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非常奇怪的现象。
打工者生产体制的受益方是国家和资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高，用通俗话来讲，国家很有钱;以最快速度制造了最多的富豪。
中国的打工者体制使得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是分离的，打工者的很大一部分再生产被抛进农村，资本付给打工者工资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工人工资，不可能维持体面的城市人生活。
在年轻打工者中经常会发展出一种愤怒的情绪。所有类似广东增城的群体事件背后，大多数都能看到新生代打工者常年在外打工积累的屈辱、不满，以及慢慢滋生和膨胀的愤怒情绪。
被“分割”的中国打工者：生产在城市 生活在农村
卢晖临：农民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在打工者身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的城市化也走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终于看到一个叫做打工者的庞大群体，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尴尬，也是非常辛酸的结果。
中国模式从经济上来说叫出口导向型经济，我把它叫做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把西方落后的产能放到中国，在中国生产，使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工具，然后产品外销，这就是世界工厂的实质内涵。
富士康就是世界工厂的最好缩影。截至2011年3月份，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布局差不多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富士康的成长历史非常短暂，现在富士康的员工全球超过100万，绝大部分在中国。在20年时间他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最具解释力的变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工厂的历程集中体现在富士康的壮大。
富士康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消费品代工厂，比如是苹果的生产商，但富士康在利润链中分享的最少，和苹果公司无比相提并论，苹果“吃肉”，富士康“喝汤啃骨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也一样，资本拿走“大头”，中国“啃骨头”，在国际生产链条中处于很不利位置，只分享非常少的利润等等。
中国制造背后的最重要制度安排是打工者生产体制(打工者生产体制是清华大学沈原等教授提出的概念)，或者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背后的奥秘就是打工者生产体制。
打工者生产体制的核心是打工者作为劳动主体，他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辩证统一在社会和空间意义上被割裂。劳动力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劳动力的被使用，进入工厂，在流水线上干活，或者做管理工作。劳动力再生产是指劳动力使用后，还要不断再恢复，最核心含义是体力的恢复，要吃饭、睡觉，延续生命，也包括组建家庭、生育子女。一般而言，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是合一的，比如农民在农村种地，生产在农村，再生产也是在农村。
今天中国的打工者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部分在城市，还有很大一部分被推到农村。在这个意义上，打工者作为劳动主体，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被分割，生产在城市，再生产很大程度被推到农村，这就是为什么说打工者是一种生产体制和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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