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的初衷，是解决商业银行对回收期漫长的大型基建和重大项目的“冷淡”，向其提供期限长、利率低的国家开发贷款，以支持国家的发展。在2006年时，大型基建项目正从被认为是“做奉献的项目”，转变为被商业银行认为是最具融资价值的“香饽饽”。国开行转型商业银行，被认为不会对长期投资产生多大影响，还能消除不公平待遇，促进平等竞争。而在转型以后，国开行不再像以前一样，以提供低利率(一般下浮30-50%)、长周期(一般长达10-15年，与项目回报周期一致)的国家开发贷款为主;而以发放高利率(上浮30-50%)、短周期(期限2年期以内)、高安全担保(按两台一组模式多重担保)的商业贷款为主，这对于一个现在是商业银行的银行来说，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尽职尽责的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可对于国家的发展大局来说则未必妥当。
缺乏一个发挥长期融资领域主力作用的金融机构来支持，中国的地方债务爆发出今天这种危机和风险，至少一部分责任，必须归结于此。
但2006年底国务院决策，将政策性银行转型商业银行，这个决策本身是正确的吗?中国是更需要第六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呢?还是更需要一家强有力的政策性银行，负担政策性的国家开发支持工作?
在2006-2008年的国开行转型决策过程时，当时并没有多少地方债务危机问题。在当时的决策考虑中，似乎也并没有认为这种商业转型，会令90年代原版的金融体系通盘设计，在今后产生了什么运作缺陷。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这块石头可能摸错了。地方建设融资失去足够的政策性银行融资，依赖于商业性银行贷款的结果，就是贷款时限过短，中国发展所必需的的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大项目，回报周期漫长(一般至少10-15年)，不可能靠其本身未来的收入，归还眼前的短期限债务(商业性融资通常只有2-5年期限，甚至短的只有1年期)，而必须依赖于地方融资平台的腾挪周转、借新还旧，即俗称的“短贷长用”问题。而每当信贷收紧的时候，地方融资平台就必然出现周转困难、爆发危机。如今更进一步引起了影子银行问题。
单纯地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去整顿和化解目前的地方债务问题，把这个当做化解经济增长风险的举措，很大程度上是南辕北辙。因为地方政府要整顿和化解目前的地方债务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基础设施的收费，比如房价更高，高速公路收费翻倍，让地方融资平台城投城建集团们，参照机场建设费模式在其所拥有的设施上开征更多收入，以增加现金流收入。这自然就能解决目前的地方债务危机问题，但如此解决之法，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比不解决地方债务问题还糟糕。
中国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就必须要向民众和企业提供更好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所以，中央必须出手协助地方政府化解地方债务问题，帮助地方政府继续可持续的良性推进基建投资。
但中央的出手协助，不应该是拿钱埋单，而应当是弥补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失。重新恢复和加强国开行的政策性国家开发功能。由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向各地方提供低利率、长周期(至少10-15年)的国家开发贷款，替代那些地方融资平台正背负着的高利率、短周期的商业贷款。当然，在进行贷款重组的过程中，也应该有纪检、审计、经侦等机构协助进行清理。如此，地方债务就能转危为安良性发展，同时也能消除最近极为严重的影子银行问题。
愿中国能尽快弥补这一金融体系的缺失，保证金融体系能够持续支持国家的发展，化解地方债务问题，让中国经济发展更稳健、增长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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