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里根主义”不仅实现了跨国资本控制许多亚非拉的民族国家，他们将“国家变成公司”、又将“公司变成国家”的激进市场原教旨主义方案也使得自己国家的政治版图被无孔不入的经济集团、企业财团、游说集团、石油大亨、军工集团所左右，资本主义在二战后试图让国家节制资本的正面发展被重新逆转，应当中立和从整体立场判断事物的国家成为强势资本游说集团的代言人，现代资本的玩偶游戏让国家被锁定在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划出的路径上动弹不得，国家长期整体的利益往往被私人短期利益所左右。这样资本可以顺利地从发达国家流动出来，在全世界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全球化自由主义”。极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不仅损耗了后进国家的利益，也掏空了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积累。
“全球化”自由主义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和前东欧集团国家及俄罗斯，也损害英美本身的国家利益，但却成就了中国的崛起。
因为邓小平的成功在于其“实用主义”，你根本没办法拿“左”和“右”来归类邓小平。对于邓来说，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终极目的和意识形态;对于邓小平来说，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无论中国学习西方什么，学习西方多少，但始终保持国家强大的动态调节“势能”，发挥工具的长处，驯化工具的短处，让工具为我所用，在这点上邓小平拉开了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差距，也拉开了同撒切尔和里根的差距。
邓看到了市场发挥经济的巨大动能和活力，看到了区域化经济的活力，看到了西方跨国公司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看到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但是也看到了“社会主义”遗产中的优势—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保护民族国家独立和资本独立的能力，驯化资本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能力。于是在全面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没有迷失自我，没有忘记我们的初始目标。在开放的同时，国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调控力;在引进资本的同时，又以合资的方式限制西方跨国资本的权力垄断;在资本引进、技术引进的同时，又保护中国幼稚的民族产业，并促进其具有现代竞争力。
通过“全球化”来做大做多中国，同时保留国家节制资本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初始优势，邓的成功奥秘就在我们本身的体制内，邓并没有“拆解”国家，而是在改革弊端的基础上，利用了我们制度中的优势。在发挥市场创造财富优势的同时，防止其反向控制国家权力，让其牢牢在国家的节制下为社会整体创造财富。邓的成功是“增量递进”和“增量改革”的成功，是在毛的基础上的成功。
邓的独特在于其非意识形态的学习态度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邓的模式下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融合”，传统社会主义的优势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优势奇妙地结合起来，但双方制度中的一些基本弊端却被中国逐步克服了。“超级融合”让世界不再能以简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线，其成功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融合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贡献了一个“北京共识”。虽然中国问题还很多很多，人民还不满意，但给中国一些时间，中国必将还世界一个惊喜。
当撒切尔遇上邓小平，不仅是指双方在人民大会堂就香港回归的激烈较量，而是两种模式的较量。历史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败于邓小平独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北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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