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世界政治和经济光谱开始急剧右转，西方在经历了战后二十多年大众消费社会和福利国家的发展后，新兴崛起的政治明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开始推动新自由主义变革，并表示要共同清算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时间绝迹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跨大西洋两岸回潮。
而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也普遍被视为亲西方的政治家，双方都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需要改革，也先后进行了改革：邓小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迈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苏联则迈向了激进的政治改革，开始全面移植西方的选举模式。从意识形态的光谱来看，一般会将撒切尔、里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定义为偏向新自由主义的右派政治家。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三十年后，苏联早就已经在历史的尘埃中轰然崩塌，其后经历的休克疗法让苏联的后继者——俄罗斯经历了残酷的经济社会大倒退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资本的剥夺，俄罗斯的国力到现在都没有回复到1990年前的苏联;而英美两国国内则经历了史无前例地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的外移浪潮，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本国的制造业资本迅速转移到其他生产和劳动价格要素优化的地区，英美两国同时经历了“产业空心化”的浪潮。在国家实体产业严重萎缩的同时，虚拟资本畸形强大，于是“全球化”成就了英美的“虚拟资本主义”模式，英美经济越来越像空中楼阁，越来越像超级的庞氏骗局，当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后，英美就再也不能成其为一种模式。
而中国则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尽管内部矛盾众多，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弊病处处存在，但中国却成功地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成为一个“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从一个南方世界的边缘国家跃升成为世界中心国家，并成功地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短时间、最大规模的脱贫，并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都市经济圈的群聚效应，并将在未来十年呈现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的崛起。2016年，中国经济将先超越美国，几年后会进而一举超越欧盟所有国家经济实力的总和。中国这样巨大规模的爆发性发展是我们30年前不敢想象的。
如果说撒切尔、里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有很多相似点，比如大家都比较钟情市场经济的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部分私有化，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都略微偏“右”的话，那是什么导致了结果的巨大反差呢?
撒切尔和里根开的治国药方和“全球化”药方写在后来世界银行总结的“华盛顿共识”里面，那就是以国家全面退出公共领域、全面私有化、结构调整、压缩劳工工资和权利、拆解福利国家为标志，他们将这套方案推向了全世界，并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极度的恶果，在许多部族林立、部落碎片化、现代民族国家尚未成形的非洲国家，“国家”拆解的后果就是国家分裂和解体，包括水资源、交通、社会保障、卫生、法院、监狱、公共基础设施等基本国家公共产品全面落入资本、特别是强势的国际资本手中，一套极端荒诞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剧本导致了许多国家负债累累，国家工业基础被逆向拆解，贫穷和饥荒急剧上升，更导致了东欧和苏联民族资本史无前例地被剥夺，黑社会堂而皇之地接管了国家地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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