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城镇化 工业和就业要分散布局

最近中央提出城镇化，比城市化多了一个“镇”字，就是说不能把全国都集中到上海、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全国有600多个城市，约2万个镇，在城镇化中，镇要分担特大型城市的压力。

关于城镇化，核心问题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或者是伪城市化;第二，城镇化意味着中国的工业要分散布局，分散吸纳大部分农民工;第三，是不是都要住到城市里去?去年我去衡阳，该市120万人，青壮年都出去打工，留下的全是老弱，当地财政入不敷出，主要靠转移支付，没有本地就业，怎么有城镇化?我到湖南冷水江市，人口流入流出差不多平衡，因为当地完成了工业化，人们生活质量很高。

简单认为城市化一定能拉动内需，是站不住的，至少代价也很大。上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全国瞩目，邓小平认为这个模式能做到“离地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能解决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问题。但对“苏南模式”能否在全国数万个乡镇推广，当时并没有调查。90年代以后，沿海地区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发展起来，大量人口向沿海迁移。几亿人口周期性地全国流动，这首先导致了春运问题;而在春运背后，是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定居;随之而生的，还有大量社会问题，比如农民工的家庭、婚姻遭遇困境，留守儿童、老年人缺少照顾等。女性城市化的意愿很高，大量在婚龄的农村男青年很难结婚，又引发了大量拐卖妇女的犯罪。

土地私有化的滥觞

在城镇化中，土地问题无疑是一项关键的要素。在自由主义叙事中，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都被归于改革的不彻底性，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里所说的改革不彻底性，其实就是说私有化的不彻底，或者说产权不明晰，其中土地的公有制又是被批判的焦点。

自由主义的结论很明确，认为土地应该私有化而未被私有化，是造成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理论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政府圈地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房地产引发的腐败也消除了，农民的增收、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也解决了。这种判断十分简洁，因而在当前的舆论中非常有力量。但是否符合事实，却是值得考量的。

目前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依然是以公有制，即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的。而具体到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中，村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承包权是分离的。20多年来，可以发现集体的所有权在逐步弱化，而承包权在逐步强化。到2006年左右，承包权被承认为一种物权。2007年以后，耕地之外的28亿亩林地，也被分到农户，而林权本身是可以抵押的，是标准的物权。承包权逐步向私有权的转变，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而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土地的私下买卖已经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