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农民盲目进城后 反而更加农民化（2）

梁鸿：第二代打工者，本来没有恒定的价值观，没有稳定的情感的培养，到城市里，便更脱缰了。一群年轻人，从小都是无根的状态，你让他在哪里找到道德依据，又该如何在城市中安置自己?

当然，他们比较向往权益，这是第一代打工者所没有的。一旦有游行，他们会呼应，因为无所畏惧。但这个无所畏惧，也不是合理的无所畏惧。因为好的诉求他们会呼应，不好的也可能会呼应。

《小康》：你为什么觉得农民进城以后反而更加农民化?

梁鸿：因为他们在城里“偷”生活，他们是这片大地的陌生人。怎样真正呈现出“打工者”的生活?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

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被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在这一思维观念下，“打工者”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小康》：梁庄这两年有没有变化?

梁鸿：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然而，“并村”真的可以“还地”吗?这“地”是还给谁的?如何重建?在什么基础和前提下重建?谁做的论证?农民是否愿意?城镇化不可避免，怎么城镇化则要好好思索。我担心的是，以“发展”为名，农民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