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在走访过程中，听到那么多人的故事，是否有些会让你觉得困惑?
梁鸿：在西安采访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面对城市三轮车的混乱状况，一位官员给出解释“城市为什么禁止三轮车”。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些关键问题：为什么不能让三轮车、自行车占用“道路资源”，否则，就“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城市属于谁?什么样的车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行驶、行走在这城市的大道上?这里的“群众”又是谁?
《小康》：你曾提出一种看法，即现代工厂伦理的缺乏。能否具体解释?
梁鸿：我们的工厂给工人最低的工资，他们必须靠加班才能赚钱，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甚至更久。他们没办法嬉戏、没办法培养家庭感情。把工人，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这种缺失是非常普遍的。
我曾经看过报道，在西方国家很多工地都配有洗澡房。而我们的工地，只是工棚，拥挤闷热，工人蹲在地上吃饭。工地只是挣钱的地方。这就是残酷的缺失所在。这种缺失，与工地老板的素质有关。工地老板为什么没有这种素质，因为整个社会没有给予他这样的要求。而时间久了，打工者自己也会认命，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我始终强调人与制度的相互塑造。人与人也是相互塑造的。只有把相互塑造性揭示出来，才能找到问题根源。
《小康》：在你看来，第二代打工者和父辈相比，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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