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好闯。这坚定了徐杨学门技术的决心。于是，他又重新走进了学校。
“学电子轻巧，都是手上的活，将来进厂子不会很累。”在四川联合经济专修学院老师的劝说下，徐杨学了电子技术及应用。这个选择偏离了他的厨师梦想，打动他的也许是“不累”。
2008年，徐杨再一次离开成都，到广东中山一家空调企业实习，做了流水线上的一名员工，装空调上的冷凝器，福利待遇和正式员工一样，每月1300元。可好景不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接连几个月我都只拿到900元工资。最后我干满半个月才拿了300元，连吃饭都不够。”2009年5月，徐杨又回到了成都，回到了最初的梦想。
“表哥在一家餐厅做厨师长，我到他那里切菜。餐厅不是很大，主要做四川家常菜。我在那里做了两年。”徐杨站起身去翻一翻加热的菜，回来坐下继续说。餐厅给的工资太低，刚去时什么都不会，老板每月开900元我还能接受。平时要求加一点工资太难，每半年或一年加100元或200元。2010年涨到1100元，2011年我快走的时候，才加到1300元。“工资太低了，我不干了，就要出来找工作。”
临走之前，老板同样用涨薪挽留。但只加200元这种挤牙膏式的涨薪，离徐杨的理想薪酬还差三四百元。“一千七八我还能接受，我觉得要求也不是很高。”
现在供职的这家快捷酒店满足了徐杨的诉求。刚入职时每月1800元，一年后按合同涨到2700元。“到外面我也能挣到这么多，只不过可能要比这里累一些。”
由于只做早餐和中午晚上的员工餐，徐杨业余时间很多。在熟人介绍下，勤快的他又在一家写字楼找了一份给地下停车场做保洁的兼职，每月收入1800元。
权益常受损，保障靠自己
“虽是兼职，有五险一金，也算正式职工，只不过是夜班员工。”徐杨在正规的企业都有劳动合同，但在个体餐厅工作都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每次加薪都得自己跟老板提出来。“每次都是自己要求涨，看老板给多少，根据市场行情，我看合不合适。然后再谈一下，谈得合适的话就可以做。谈不拢的话，就换一家，现在招人的也很多。”
在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提升的双重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着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有着比父辈更高的期待，维权态度更加积极。
共青团四川省委的调查显示，32.81%的川籍新生代农民工属于无合同就业甚至仅从事不稳定的临时工作。当遇到工资被拖欠克扣时，多数川籍农民工希望以平和的方式来维权，39.95%表示将“与老板协商、调解”，36.9%表示“寻求法律帮助”，10.38%表示“到政府机构相关部门寻求帮助”。调查显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45.46%选择“自己解决”，19.27%选择“向家人求助”。在寻找工作途径方面，有38.99%是依靠亲戚朋友介绍进入现在岗位的。
但是，农民工的就业一般集中于非公经济组织，在劳动合同签订、工作时间、劳动报酬、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长效的监督机制缺失，致使农民工权益受损，而在进行维权活动时，由于长效制度、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缺乏，又往往难以充分实现维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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