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但造成的影响显然远未结束。西方世界开始反思，除了经济因素，是什么社会或文化原因造成了这场灾难。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不平等助长了人们的贪欲，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危机本身又加剧了经济不平等。据美联储最近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之后，93%的收入增长被收入最高的1%富人纳入囊中，导致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贫富悬殊。美国《外交》杂志2013年3/4月号刊登了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杰瑞•穆勒的文章，分析了西方思维中的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
不平等滋生民粹主义
近来，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干预程度。美国左翼的核心观点是增加政府的税收与开支，扭转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趋势;右翼的核心观点是减少税收与开支，确保经济活力。双方都极力贬低对方的观点，认为自己的政策主张能够保证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但两者都错了。在后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不平等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但是，无论左翼怎么想，不平等都不是政策引发的后果，也不可能通过政策调整而改变，因为有些个人和群体比其他人更善于创造发展与进步的机会。不平等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必然产物，且扩大平等机会的努力只会加剧不平等。无论右翼怎么想，不平等都是大家的事情，而非那些贫困者或致力于平等主义的人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如果对此置之不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问题将损害社会秩序，滋生不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粹主义。
过去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扩展促进了人类进步，不仅带来以前无法想象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巨大提升，也史无前例地开发了人类的潜能。然而，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也使人们产生了不安全感，因而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抵制。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宪法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一直试图消除或减轻这种不安全感。到20世纪中叶，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资本主义和民主才得以相对和谐地共存。近几十年来，科技、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一波不安全感，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平等和不确定，不仅包括社会底层和工人阶级，也包括许多中产阶级。右翼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问题，而左翼试图不计成本地通过政府行为消除它，这两种方法从长远来看都不切实际。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与社会关系制度，其特点是私有财产、自由人间的商品与服务交换、以市场机制控制商品生产和分配。其中的一些成分已经在人类社会存在了很久，但直到17、18世纪，部分欧洲国家和北美才正式产生资本主义。在此之前，人类生活受到各种传统制度的管理，个人的选择与命运从属于公共的、政治的与宗教的社会结构。这些制度禁锢人们取得巨大进步，也避免人们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资本主义给予个人更多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和责任，这是一种可怕的解放，既促进进步也导致衰退。新型商业和制造业利用劳动分工降低成本、提供新产品，结果导致人类“需求意识觉醒”。卢梭、马库斯等人批判这是将人类关入超出自然需求的牢笼，伏尔泰等市场拥护者则对此大加赞扬，认为发展和满足更高需求是文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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