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这个说法正好回应了所谓私有化可以提升国企价值、效率的观点。
陈平：并且，这个说法是早在1995年米勒来到上海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举办的“国企改革研讨会”时提出来的。米勒指出：产权问题虽然重要，却不存在优化解。这是为什么呢?当时他举例说：英美模式是重视短期行为，导致长期投资不足;而德日模式是重视长期行为，导致投资过剩，那么如何在这两种模式中寻找共同的优化?我就此受到启发：一直以来被批评的许多所谓社会主义的弊病，不正是米勒所指出的“德日病”吗?并且这也是德日模式的优点：因为重视长期行为，国家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和战略，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确实有可能是投入过多导致产能过剩的。由于短期行为的盈利性，英美模式看上去似乎更有效率;但是长期看来，这一模式输掉了整个国家的产业和市场。因此，空谈国企低效、国企要退出竞争性行业的学者，完全没有研究过世界各国的各式企业的历史，包括国有企业、家族企业、跨国公司，它们的演变、竞争、利弊得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言论纯属片面之词。如果尊重他们的意见，也只能是鼓励企业的生态平衡，我的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混合经济。不能让一种经济成分一家独大，才能互补竞争，而非垄断竞争。
但是中国国企是否存在问题呢 ?我觉得有!但问题的根源在金融而不在国企。相比英美的金融模式，中国目前的金融模式从优点而言，银监会的严格监管抑制了中国银行的过度投机;但同英美的金融模式一样，中国银行业不愿给中小企业贷款。其中原因在于落后的商业模式：中国银行在学习西方的银行业时，只掌握了几种最简单的贷款类型，比如以房地产、设备、土地进行抵押贷款。从银行的角度，这样的业务似乎是降低了风险，但实际上，这些抵押物只是为银行提供了更多在发生危机后推卸责任、回避问题的理由。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越是日薄西山的产业，它所能抵押的设备、房产越多;而成长中的新兴企业能提供多少此类抵押物呢?所以它们最需要的是信用贷款，而这项业务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银行识别企业优劣的水平，否则银行和当铺没有本质区别。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我认为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做的较为成功的是德国银行业，但这也并不仅仅是因为德国银行本身，更重要的是德国社会的传统所起到的作用。德国有大量以手工业或者制造业为主、并且经过了几代人传承的家族企业;这类工厂历经普法战争、两次大战依然运转良好。这些企业也无需上市，因为它们的利润水平不仅可以扩大再生产，还能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福利。因此，德国中小企业的成功是与德国的产业生态环境、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而中国房地产泡沫如此严重，实际上也是因为银行没有解决商业模式，无法对成长很快的、有创新的中小企业给予贷款所导致的。中国银行应该考虑对中小企业建立起以未来现金流作抵押的、或者依据对企业家个人的信用记录加以投资的运营模式，而不是继续依赖以土地、固定资产作抵押的传统业务模式。与此同时，中央应当增加地方政府税收的分成比例，从根子上消除中国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税制原因。否则，干部政策的GDP指标和财政收入指标，必然不断推动地方政府征收农村土地，继而抵押给银行，靠房地产拉动GDP，必然挤出制造业，使年青人和大学生就业困难，同时造就一大批城郊的食利阶层;这是一种追求短期利益的危险行为。世界各国都发生过房地产泡沫，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监管自由化都只能火上浇油。从大萧条到2008危机，整治股市和房市泡沫，短期都是国家干预，“国进民退”。
因此，单从“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而国有企业可以”的现象上看来，似乎是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所致，但是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中国金融体系的落后。而至于“国进民退”的问题，则更是遭遇危机时全世界共同的选择。
观察者：那我们如果将“中国银行的商业模式”的问题发挥到极致，假如真的如张维迎所期待的那样，国企全被拆分、私有化的话，中小企业就能贷得到款吗?
陈平：实际上这样一来，中小企业不仅贷不到款、它们的压力反而会更大。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些类似曾经的日本大企业，它带有扶助中小企业的功能。如果按照国内部分人和世界银行报告的主张让国企全部退出市场、私有化，那么后果就是中国将变成拉丁美洲那样的依赖经济了，由跨国公司一统天下。而在当下，所谓“金砖国家”中，其他各国都无法同中国相比，由于缺乏有实力的民资企业，巴西、南非等国的实体经济，其实是在替跨国公司谋利、而非为老百姓谋利。因此，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实际上是孤陋寡闻，以个人感情代替观察思考;而媒体经济学家在当前国内的学术界也根本不占主导地位，因为他们到处讲演走穴，哪有多少时间调查研究。总而言之，我认为是中国的媒体、中国论坛的组织者们的思想完全落后于现实：一方面落后于中国现实、另一方面落后于国际现实。最后的结果就是，西方企业的高管们反而在教训中国的经济学家国有企业有哪些优点，这一场面非常讽刺、非常荒唐。
最后我也要指出，中国的国企也有改善竞争力的问题。比如，中国的航空公司的服务，远比西方航空公司为好，但不如韩国的航空公司。中国银行的海外分支非常保守，某些国企有大量资金却不敢投入高风险的研发，我估计国企的保守行为和国资委要求国企“保值增值”，而非德国企业“占领制高点”和日韩企业“扩大市场份额”的政绩指标有关。要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以保守实力为目标，中国哪来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上届政府，对有建设性大功的部门不重奖，而保护只求无过的官员，也是造成某些国企和地方政府缺少创新和竞争力的原因。我也支持国企必须退出盈利性的房地产投资，但是必须从事短期不能盈利的基础建设和战略产业。我虽然总体上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效果远比西方国家为高，但是并不认为中国政府在国企管理上没有改进余地。问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意识形态的宣传作为经济政策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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