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概两三年前，在证券市场周刊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有个印度人，在美国原本办企业。2002年左右，在书上看到巴菲特的成功故事和他搞价值投资的一些方法。这个人觉得这一切真是太有意思了，于是企业不办了，特意上门找到巴菲特，表示希望成为他的助手，可以不要任何工资。
巴菲特可能面对太多这样的毛遂自荐者，或是因为其他的考虑吧，拒绝了。于是这个企业家自己成立了一个私募基金，在大概10年的时间里，业绩比巴菲特还要好。考虑到巴菲特用了成本极低的杠杆，相对业绩更好。
这个故事对我最大启发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即使是一个根本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也能很方便地搞一个私募基金。而对我来说，要想在中国搞一个私募基金，并不是说不可能，但成本太高，规模估计也小得可怜。
所以即使在一年左右以后，我在投资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去年收益率比九成以上的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都要高，但我根本没有搞私募基金的想法。
目前代为管理的唯一账户，还是因为偶然的原因，一个十多年前的同事让我管理的，我也根本没有想过要收他的什么固定管理费、浮动管理费，他有这个意愿，我也不会要。在第一期资金满仓有较多收益后，加过3次资金，目前一半股票仓位，20%是150188这个品种，按总投资额算有20%的浮盈。
中国人的储蓄率其实比美国高得多，中国也有大量的高净值客户，中国人更对投资理财普遍有兴趣，但为什么中国要搞私募基金如此之难?并不是银行、信托公司在私募基金的募集、管理过程中要付出较多的费用，也不是中国私募基金很难在低租金的地方租用办公室(这样看起来象是个骗子公司)，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合格委托人和合格的股票基金管理人一样难找。
在上轮牛市的2006年，我当时在上海一个律师事务所里，在单位里因为股票投资得不错，有同事就说，他可以介绍一个朋友给我，让我代为投资股票，我当然也有兴趣。
在2006年末，我才只有大概40万的个人净资产，面对牛市，又没有现在已经比较普遍的融资融券业务，对资金的渴望还是比较强烈的。同事的朋友说100万没问题，分成也好商量，但提出如果发生亏损，要由我承担相当于银行存款利息的保底收益并由我完全承担亏损。
虽然当时我对后市还是很看好，但我还是坚决拒绝了这样要求旱涝保收，只想坐收超额收益而不想承担风险的委托人。
最近一两年，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集中暴露，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不少城市动不动几十亿的民间借贷崩盘或陷入困境，有部分信托或是银行理财产品不能正常兑付预期收益。
在这些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有不少投资人坚决要求银行兑付“利息”和本金，将这些投资工具当成了银行存款。其实在中国，大量的居民缺乏最基本的风险意识，却要求明显高于无风险利率的收益率。投资观念的改变，不比宗教信仰的改变容易太多。
在很多中国股票基金投资人心目中，合格的股票基金管理人要有以下所有的能力：
1.每一年都能取得正收益，不论是2008年还是2011年，有条件的要实现，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实现。最好是每一个月都能取得正收益。
2.在上述条件下，最大回撤最好在4%或更低的水平。最好最大回撤在1%以下，并且在一周内就能回补。
3.能取得明显超过上证指数的超额收益。如果某年是创业板或是中小板行情，那么这个要求超越的指数就成了创业板或是中小板指数。
4.要求对投资亏损提供炮灰来保证委托人的投资不出现亏损。
在美国这样的金融市场发达的地方，坚持以上四条的人恐怕根本找不到管理人，根本没人尿他们。但在中国，在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既然都是这样的要求，于是有些做私募基金的人就被迫做出一些承诺，反正精心设计的好几十页的合同，这些委托人也看不懂或根本没有耐心看。客观地讲，中国一些投资人还是很好骗的，虽然其中不乏一些可怜人。
2008年的暴跌后，我在媒体上看到这样一则公开报道，有个私募基金经理，当年只亏损大概10个百分点，按说这种业绩，只要还知道好歹的委托人，都应该比较满意。但这个基金经理将老婆、孩子杀掉后自杀。实在无法理解，我想或许是因为承诺了一些保底条款吧。
只要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关闭，只要我不是死于意外，我早晚是个亿万富翁。更何况我对用别人的钱加速自己致富，又扩大中国贫富差距的事，从心理上实在是比较矛盾。因此，我虽然也动过做私募的念头，但基本上不抱幻想，宁可在一个县级市的小镇上用自有资金滚雪球。要太多钱干什么呢?
正因为不抱这种幻想，大概一个月前，以前在某金融机构共事过的一个同事，他的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高净值客户，想委托他做股票投资的管理人，他觉得一个人干不起来，打电话想让我参与时，我虽然口头答应去北京会个面，但心理纯粹是抱着不辜负朋友好意的想法。即使达成合作意向，我都未必重新去北京居住。
我在一个周五上午坐火车去北京，晚上和朋友吃饭时，朋友对我说不要抱太大希望，我也表示本来就不抱什么希望。随便把上亿资金委托给两个原本不相识的人，这种概率实在太低。在去酒店会面的车上，我说中国合格的委托人和管理人都难找，往往在市场下跌时要求绝对收益，在市场上涨时要求超额收益。
由于委托人飞机晚点，我还退掉了当天晚上就回去的火车票。委托人晚上九点半左右才到酒店，谈了大概两个半小时。不过没20分钟，我就发现达成意向和中石油在2个月内重返48一样渺茫。
这位委托人相当年青，可能都不到30岁，他一再强调资金不成问题，一两个亿肯定不止。他也相当坦诚，人品感觉是不错的。他在北京有现在的办公室和注册好的公司，如果不是投资理念上有明显的差异，其实是很多人私募基金经理梦寐以求的投资人。
要知道，中国目前的法律规定，通过信托发行的私募基金，购买的门槛是100万元，最多只能向不超过100个客户出售(300万元以上的投资人不受限制)，因此即使在工行、招行这样的银行来发售，全国到处路演，准备很多材料，或许都募不到1亿。
这位委托人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放大杠杆，做到四五倍，成本大概在9%左右。
我自己去年也用了杠杆，但融资融券账户的额度基本上1万元都没动，用的是正回购，融资成本不到年化3.5%，杠杆倍数不到0.5倍，但即使如此，我也很少用满可用杠杆。我对老婆讲，我这个年龄不能孤注一掷，输光了再去北京打工，月薪一万多，重头再来，似乎挺刺激，很豪迈，但根本不予考虑。
2、要求绝对避免亏损。
果然如我所料，他明确提出不能亏损，当然他说这是大原则，并不是完全要求做到。这位委托人自己也是股票投资方面的熟手，在香港和朋友一起从大概1千万还是几千万净资产做到5亿净资产的规模，但因为种种原因，又回到1亿。
这说明他自己以往有过大亏。如果因此想寻找能避免大亏损的管理人，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但从上面说的加几倍杠杆，以后面的一些要求或是投资计划，就很难兼顾了。
3、有认可的机会，要重仓甚至满仓单只股票。
这位委托人以往在香港市场上经常是自有资金并加杠杆满仓一只股票，连续成功并快速致富，于是对这种做法深信不疑。他问我们假如有某只股票的确定的消息，或是确定的利好，能拿多少仓位。我朋友说不超过二成，我干脆没有回答。他提出要拿六成以上的仓位，很可能就是加杠杆后全面押上。
4、对收益率的过高追求。
委托人提出行情不好的时候，每年赚三四成就行了。如果上证指数一年有20%的涨幅，我有80%的概率能实现这个收益。但这个收益率，就是索罗斯、巴菲特、林奇也达不到。
5、明确提出可能会借助内幕消息做。
我以前当过律师，所以对法律类的风险非常警惕，以后证监会对内幕交易查得越来越严，我当然不大可能为赚点钱就冒监狱生活的风险。其实如果买好长期看好的20只股票，进监狱10年，收益率可能比中间一年换一次仓收益率更高。不过人赚钱不是为了进监狱。
6、明确提出小盘股是投资重心。
由于以上的一些理念或是计划，我从会面前20分钟开始，就懒得讲我的方法或是策略了。股票市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能轻易说谁的方法就是对的，谁的方法就是错的，关键是要坚持自己的有效方法，不要心猿意马，想通吃各种方法的优点而回避所有的缺点，既想拥有孙悟空的铁棒和72变、筋斗云，又不想头上有一个金箍。
那次会晤还讨论了其他问题。
为什么巴菲特和他和合伙人芒格都是80岁左右的人了，巴菲特还得了癌症，还快乐地管理着股票基金，而彼得·林奇不到50岁就退休了?我想就是来自投资人的压力不同。巴菲特最初的投资合伙企业，完全是他的亲戚、朋友，有充分的信任，而且巴菲特约定委托人不得干预他的投资。
到后期巴菲特掌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资金更是来自保险公司，而不是直接的委托人，巴菲特不需要面对一些愚蠢的问题和有压力的质询。但林奇作为公募基金经理，不得不面对这些东西。林奇40多岁就满头白发，他早早地退休，我真是对他充满敬意。他功成身退，留下一个后人几乎不可能打破的记录，不贪恋名望和财富，实在是高。
在中国做私募，也面对林奇一样的问题，任何一个委托人，都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得罪不起。很多私募基金经理，又普遍年轻，在客户不切实际的要求之下，容易心理失衡，难以集中精力放在投资上。更何况多数私募基金经理，根本还没有得道。所以多数私募基金业绩不佳，于是他们吹牛来募集资金，于是他们不断地为自己辩解。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不成功，不过还是挺愉快的。了解了朋友的工作状况，交流了对市场的看法。由于不能当天返回，到我弟家住了一晚，和我妈、我弟，及我侄女难得见一面。
也许到我50岁以后，我突破了做私募基金的道德障碍和心理障碍，中国这的金融市场也比较发达了，也为了为女儿在金融领域的发展，我会搞一个私募基金，但目前，我根本不做私募基金的梦。中国也不太适合轻易做私募基金的梦。(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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