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么？中国人能吃到红薯，都要感谢这个闽商~

满江红·红苕 郭沫若

(又名:满江红·纪念红苕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

我爱红苕，

小时候，

曾充粮食。

明代末，

来由吕宋，

传入中国。

三七零年一转瞬，

十多亿石总产额。

一季收可抵半年粮，

超粟稷。

原产地，

南美北；

输入者，

华侨力。

陈振龙本是福州原籍，

挟入藤篮试秘航，

归来闽海勤耕植。

此功勋当得比神农，

人谁识？

郭沫若的这首词是纪念甘薯传入中国370周年，也是纪念一个闽商，这个闽商就是陈振龙。

甘薯原不产于我国，16世纪末由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外国引进，故又称番薯（在过去，海外之地称为“番”），陈振龙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甘薯之父”。 山芋、红苕、红芋、番薯、红署、白薯、白芋、地瓜等这些因地区不同而称呼不同的名字，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东西，它的学名叫甘薯。

陈振龙，今长乐市鹤上镇青桥村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 年），自幼饱读经书，年纪不到二十就中的秀才，可是等到考举人的时候却屡考不中，因而厌倦科举，决定弃儒从商，跟同乡一起去吕宋岛(今菲律宾)做生意，往来福州和吕宋两地，曾经在吕宋长期定居。在隆庆五年(1571)的时候,西班牙人就以武力征服了吕宋,并以吕宋为基地,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所以当时吕宋华人特别多尤其是福建人，海贸十分发达。

陈振龙见当地到处种有朱薯，此物耐旱易活，可生吃也可熟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当地人称作朱薯。联想到家乡“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心想着如果能把它带回福建，必能造福一方百姓。但事情往往不能如想象中那般顺遂，当时统治吕宋岛的西班牙殖民者严禁番薯出口，最是提防的就属与吕宋商贸往来密切的中国商人。

陈振龙经商多年，个性稳重且思虑周全，明白急于求成只会一事无成，于是，在当地潜心学习朱薯种植之法，等待时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50岁的陈振龙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另有“编入藤篮”、“封装于竹筒中”等说法），藏匿于船中，成功避过出境检查，经过七天七夜航行，终于将薯种带回故乡福州。

回国后，陈振龙在自家周围空地上试种番薯，大获成功。当时正赶上福建大旱，五谷歉收，当地巡抚正为此事大伤脑筋。陈振龙就让儿子陈经纶向巡抚呈报《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了他们带回薯藤的经过，说明吕宋种植朱薯之利，建议试种朱薯以解粮荒。当地巡抚觉得可行，就命人寻找合适的地方试钟，由振龙父子传授种植之法。4个月后，启土开掘，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可以充饥。当地巡抚闻之大喜，第二年便传令乡民种植朱薯，有效解决了闽都人缺粮的问题。

但其实，番薯进入中国的时间还是太晚了，它没能在崇祯大灾中拯救大明。主要原因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关于番薯的烹食方法也有限，这种作物吃了之后确实耐饿，但食用口感不如大米和面粉，如果不是迫于无奈很少有人吃，吃多了之后还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对这种高产作物种植积极性不高。而到崇祯年间，天灾人祸不断，才又开始推广种植红薯，但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了，况且灾区农民起义不断，明政府也已经不具备推广种植的条件了。

显然，番薯在明朝年间的种植推广受挫，但陈振龙的后代子孙“克承世业”，一直致力于将番薯引种、推广到全国各地。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在浙江省鄞县试种番薯，把番薯从闽中推广种植到长江流域。乾隆年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把番薯引种到山东，在北方各地推广。他不仅赠送薯种和传授技法，还四处自费张贴招贴，动员百姓种植番薯，并汇辑出版有我国第一部甘薯专著《金薯传习录》，该书保存了番薯从国外引种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历史资料，是宝贵的农业科学史文献。

有人称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也是言之有据，清代是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时期，乾隆年间更是突破3亿大关，为了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使对土壤、肥料及雨水要求都不高的番薯，从南向北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成了中国境内更广大地区下层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最终造就了最后一个康乾盛世，可以说，陈氏一族功不可没。坐贾行商本为获利，陈氏却一心情系民生，花费了七代人的钱财和心血，引种、推广种植番薯，终有所成，泽被苍生。

番薯的极易种植和产量极高，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成为我国旧时代度荒解饥的重要口粮。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陈振龙也被一致公认为上中国的“薯圣”、“甘薯之父”和“爱国侨贤”。

晚明史学家何乔远曾作《金薯颂》称赞陈振龙引种之功。道光年间，福州人何则贤又在乌石山清冷台建“先薯亭”，纪念陈振龙把番薯传入中国的大爱行为。

1998 年 8月，长乐市委、市政府为纪念和弘扬陈振龙的爱国精神，在陈振龙故乡青桥村建立了一座陈振龙纪念亭。2008年又建陈振龙纪念馆，成为长乐市重要的人文景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