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比较悲观的现实是：就儿童教育问题说教育平权，问题可能会长期无解。我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解决城市化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儿童平等受教育权的现实问题!
我不敢掠美说自己是最早关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的人，但至少也是
最早关注的人之一。早在1997年在给南方周末徐列主编的《百姓茶坊》写稿的时候，最开始的两篇文章，就是如何解决夫妻户籍不在同一地的孩子的受教育权问题，那时候孩子连随父随母的自由选择权都没有。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一直关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户籍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就地上学、就地高考权利与身心健康等问题。一转眼17年过去，我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沉稳中年，而这17年也是一个孩子从呱呱落地到上大学的年龄，我要很客观也很悲观地说，17年来，我们国家在户籍改革和儿童教育平权问题上的进步微乎其微，甚至在大城市户籍开放、平等受教育权和平等高考权利开放上有越收越紧的倒退倾向。而众所周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化浪潮，本质上都是大城市化浪潮。它意味着流动人口中的相当多数都是跨省流动，而现有的分省高考制度，正是儿童教育平权的重大障碍。
就儿童权利说儿童权利是不会有结果的。我国政府早已签署、全国人大也早已批准联合国儿童国际公约，意味着非经法院判决和剥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令父母和儿童分离。但是政府违法，拒不保障流动儿童平等上学和高考权利，逼得大量父母和孩子妻离子散，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城市教育资源不足是个伪命题。这么多年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强行关闭了多少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没有要政府一分钱!这么多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籍生源锐减关闭了多少公办中小学校?但他们宁可让外来人口子女失学、宁可关闭这些中小学校，也不愿意敞开大门欢迎新移民。
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争夺高考名额也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城市决策是否受到当地户籍人口的影响，看看住房和汽车限购等措施，你就知道决策者是如何“倾听民意”的了。而那些在相关问题上有决策权的官员，他们哪一个孩子不是在国外就读?即使在国内上大学，基本上也是最好的大学由他们挑。
在户籍改革和保障流动儿童平等上学和高考权利等基本人权问题上，政府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决策者们一直心存对大城市化的恐惧和对小城镇化乌托邦的幻想!想想为什么北京要不遗余力地围剿群租和地下室出租行为?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用行政手段迁移动物园等服装批发市场?其目的都是为了控制人口!虽然只是一厢情愿，但他们还是要这样做。我甚至听到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说法：北京东部的飞地河北燕郊说了多少年说要修通到北京的地铁或轻轨，但就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据说有主要领导说，一修通地铁，北京就更多人涌进来了!
最新消息是，2014年1月10日，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会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称，要求东部三大城市群发展要以盘活土地存量为主，今后将逐步调减东部地区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除生活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他们想通过控制用地控制超大城市人口，铁了心要制造更多鬼城，铁了心让大城市房价飞起来。但特大城市不是他们想控就能控的，小城镇也不是他们想建人就会来的。有人说控制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发展机会就来了。健忘的中国人这是作死的节奏啊!还记得温家宝时期的限购政策使得很多开发商奔向二三线，然后又抱头鼠窜逃回一线喘息未定吗?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扶植小城镇和乡镇企业是国策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期望流动儿童平权?一旦可以就地上学就地高考，决策层不惊呼“狼来了”才怪!他们担心一旦教育平权，原本落差就十分巨大的基础教育状况，会使更多的父母拖家带口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解决现实的儿童平权问题，首先要解决城市化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城市化的正确道路和自然规律到底是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权力能不能改变城市化的自有逻辑和规律?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用脚投票的迁徙路径与决策者的理想意志每每发生巨大的背离和冲突?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才能在全社会尤其是在决策层达成基本共识，进而顺应城市化规律、尊重公民的自由选择权。
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一直走在决策错误的道路上。不说1978年前严厉阻止农民进城和知青上山下乡，1978年城市化运动重启以来，也一直没有走出“费孝通陷阱”——“费孝通陷阱”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指的是后人一直把费孝通《江村经济》里描述开弦弓村当成经济和城市发展的模板，把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当成国家梦想和蓝图，甚至当成国家的基本国策。乃至于今天工业已经严重过剩，很多中小城市已经高度房地产化甚至变成鬼城，我们的政策取向还在做“就地城镇化”(厉以宁语)的白日梦。费孝通当年所描述的开弦弓村地处江苏省吴江县，如果不是以长三角大都市群为背景，如果不是“东临上海，西濒太湖，南近杭州，北依苏州”，如果不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之间有吴江”，它的“就地城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978年，邓小平在珠三角的深圳画了一个圈，他成功了;
1990年，江泽民在长三角的浦东画了一个圈，他也成功了;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领导的中央又在河北唐山曹妃甸画了一个380平方公里的圈，配之以首钢整体搬迁，迄今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然而大规模的投入建设长达10年之后，这个“圈”却不灵了，曹妃甸陷入鬼城风险，平均每天要偿还的利息高达1000万元!
设想一下，如果深圳特区不是以珠三角和香港这个大都市群为依托，如果浦东新区不是以长三角大都市群为背景，而是把这个“圈”画在新疆喀什50公里外，或者画在甘肃酒泉，它们会不会成为今天的曹妃甸?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人相信人定胜天，相信权力万能。而且在中国远远没有形成重人轻物的制度和文化观念，一直以来都是重物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几十万亿元的工业浪费和鬼城浪费都在所不惜，仍然要一条道走到黑奔小城镇化而去，几千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在他们眼里又算什么?还排不到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上去。因此，单刀直入想解决流动儿童教育平权问题，恐怕没门。只有围魏救赵先解决中国城市化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顺理成章地解决流动儿童平等的就地上学、就地高考等权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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