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本报《创鸿地产的旧改往事》一文报道了起家于广东揭阳的创鸿地产,其董事长因贿赂原市委书记而被刑拘的幕后故事。本周,创鸿方面确认了公司裁员。危机来得这么急,原因与公司早期一下子投入了多个长周期、大面积的旧改项目密切相关。地方主政者重视城市更新的议题,创鸿亦以此为己任。
或许可以从创鸿地产事件中得到这样一个教训:企业若是根据政府官员任命周期、政绩需求而做商业决策,势必造成极大的风险。
土地开发因其能直接回收土地出让金、制造土地升值,并且能得到城市面貌改善等“可视化”政绩,已成为地方政府青睐的决策出口。政府无法自己去“耕耘”土地,因此一种理想的状态就是:让与之关系密切的地产商贯彻主张,通过投资开发,政商两方达到分食土地增值的共赢效果。
地方上的国有地产企业就常充当此类“臂膀”角色。在中央刚宣布调控政策或者禁止“地王”出现的时候,国企往往冲在最前面竞拍土地炒地价,甚至造成面粉比面包贵的局面。一算账本,无论拿地金额抑或负债率早已远远超出其预算。
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背后自然有其逻辑,显然不能用商业逻辑来理解。事实上,一些国企是地方政府的窗口单位,承担着为地方政府稳定地价的任务,而这些国企里的负责人同时也有行政级别,讨好上级获得升迁比做强企业重要。地方政府当然也会适当地“反哺”亲信企业,提供地方保护、更多利好政策等。
然而,这种所谓“理想状态”背后危机重重。因为商业逻辑并非政治逻辑,商业周期也不是官员更替周期,商业的投入和产出是需要锱铢必较、可持续的。而政绩则更多的是为了社会声誉这类无法量化的结果。而且,在唯GDP论的考察机制下,每个城市主政者都希望其任期内做出政绩。相比“可持续”,更讲求“短、平、快”。因为负面后果带有隐蔽和滞后的特点,决策者做短期行为的冲动相当强烈。“有政府撑腰”是很多企业违反商业规律操作的底气,但是在越来越透明的规则底下,“合谋”的结果到头来会是互相绑架,共同付出代价。
部分开发商被三四线城市政府“邀请”到人迹罕至之地开发新城,投资数百个亿,已明显超出正常投资的逻辑,而带有政治献金色彩。当然,你可以说:土豪的想法你不懂,这边吃了亏的,在其它地方能赚回来。但是,万一赚不回来呢?以政绩出发而不是商业利益出发的项目多了,或碰上经济下行、地价下跌的情况,资金链将面临严峻考验。
而且,旧城更新、荒地开发这类项目带有公共事业性质,需要一套合理的转换机制,才能最终由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来承担。否则社会公共利益与有盈利冲动的企业会产生正面交锋。回避了正常决策机制和开放的市场竞争,矛盾即使不在当下,也会在路上。地方官员以及想做“百年老店”的企业都要思考这当中并非用金钱来计算的代价。
在政绩上互相帮忙,看似没有明显的“钱权交易”,看似只是志同道合、共商大局。实际上,正因其心照不宣、“义”字当头,触及的层面才更广更深也更隐秘。对地方经济来说,企业开路、政府护航,或者政府有意、企业当枪手,就基本封锁了其他营商者的机会,也扭曲了正常的经济信号,政商相互绑架之余,也绑架了地方经济及当中一切经济活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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