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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组:稳定农产品市场须“反周期”调控

      近年来,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蔬菜、肉禽等农产品供求状况一度出现剧烈波动。农产品市场是个动态连续的过程,出现这些情况主要是上一个周期动荡的自然延续。绝对消除市场波动几乎不可能,但认识其规律性,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减少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是完全可能的,这需要“反周期”调控。

      在我国,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与不能及时进行“反周期”调控有很大关系。例如,极为强烈的高菜价信号预示着大量蔬菜供给将接踵而至,但一些部门却往往很不合时宜地出台“顺周期”的刺激政策大肆鼓励。违背市场规律的结果,就是市场失灵,而政府又未及时进行调控,共同造成极为夸张的放大信号和强烈误导,进而造成蔬菜种植面积的瞬间叠加。从这个角度说,将蔬菜如此大面积过剩、集中上市的责任一概都推给“气候原因”,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殊不知,瞬间叠加的种植、养殖供给,就已经酝酿着新一轮“农产品超水平供给过剩——价格瞬间大跌——种植养殖能力瞬间萎缩——供给迅速减少、价格再度飞涨”的新结局,如此循环不已。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顺应市场规律,实行“反周期”调控。

      首先应打出“反周期”的提前量。作为农产品市场动态连续的过程,无论反周期还是顺周期,政府调控的办法、手段和财力大体相同,但由于选择出手的时机不同,结果会有天壤之别。因此需要打好提前量,选准时机,第一时间对先行指标进行跟踪、掌控。在市场信号强烈拉动供给的时刻,政府信号不要加码;市场信号明显减弱的时刻,政府信号应该加码。

      第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先行指标监测上。迄今为止,市场监测、决策一再“马后炮”陷入被动,重要原因是所依赖的数据体系陈旧过时。即都是依赖时过境迁的“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的迟到的供求价格指标,而最有价值的是“将来时态”的先行指标。这些代表未来的先行指标包括:种植面积的新变动,农民的种养殖意愿的新变动,农资、肥料、种子的成本——价格走势和农民采购的新变动,专业户、专业社的订单新变动等等。这是“反周期”调控的基础,也是今后必须解决的要害问题。

      第三,强化政府前瞻性的综合服务能力。要联手构建信息共享的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以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先行指标为基础,建立不以农产品一时的、暂时的多与少为依归的前瞻性的反周期调控监测体系。而流通环节多与少、价格高与低,是由蔬菜自然属性、自然特点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客观需要决定的,应由市场调节,市场裁决。政府的职能应主要是根据农产品生产、流通特点和周期性,提供周到的服务,尤其是要率先降低由于现行体制不合理所发生的各种租金税费,打破流通渠道行政化和地区分割封锁,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将上述农产品先行指标的监测预警下沉、前移,至少提前一个周期,以便通过主流媒体分品种适时发布权威性的供求动向信息,向社会提出前瞻性、精确化的种养殖信号和建议,提供蔬菜食品供求、成本、价格走势等预测信息的指导和服务,降低中间商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生活成本,为批发商和“农超对接”减负。

      第四,在建立反周期机制的过程中,要对影响较大的蔬菜供应基地加强先行指标的重点监测。例如,对主产区农户、专业合作社等种植面积中短期变动、种养殖中短期意向、农资中短期采购变化、涉农订单中短期变动、蔬菜存储的短期动向,分地区的主销区消费需求的变动,购买意向等等提前进行排查摸底。

      第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要具体分析,做到两个分清。一是分清相互关联的两种短期波动。一种是实体经济中真实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所导致的价格周期性、规律性的正常波动,另一种是在此基础上由过度投机、体制弊端、预期偏差等因素所导致的被放大的异常波动。其中,若不想给过度投机热钱获取暴利的机会,就需要构建牢靠、灵敏、高效、安全、低成本的产供销体系,协调好期货与现货市场的关系。二是分清短期波动和长期走势。短期波动是以某种基准线为轴心上下起伏,长期趋势是由许多价格有升有降的起伏,连接起来的不可逆的变化过程。后者需要较长时间才会形成,并会使得横截面上的所有相关成本、比价和差价关系参数在动态中相互影响、在碰撞博弈中相对稳定下来。回顾粮食、蔬菜、生猪、棉花、水果等大宗产品价格都是如此。一旦跨上新台阶,就很少再返回原有水平。这是成本推动、需求拉动等复杂因素共同交织、轮番作用、循环推动的结果。要充分认识到,顺周期加剧市场波动,反周期才能减轻市场波动,先行指标设置和监测是关键。

      第六,稳定市场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建设。要夯实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提高农产品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尤其要注重培育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产品产供销组织,发挥“三农”中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虽然有所发展,但仍处于小散差状态,其影响力和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能力都较为有限。政府要从“替农民办实事”的包办政策,转变为自主政策,促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办好自己的实事”;促进经济合作组织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中剥离出来,拓宽综合性合作社发展途径;鼓励城市各类工商企业,以资产为纽带,自愿互利地加入成为内在于“三农”的、紧密型的合作伙伴。此外,对于普遍看好的“农超对接”,虽然能效较高、环节较少,但前提是需要具备大规模集中精确供给与超市大规模集中精确采购为条件,而农民组织化程度普遍很低,超市也没有能力大包大揽,“农超对接”目前尚难以大面积推广,蔬菜批发市场将依然是长期依赖的流通主渠道,因而按照公益性思路培育一批大型批发市场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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